第7次元 星空与康德 ──电影《流浪地球》与原著的悖反

  电影《流浪地球》在春节档热映,它背后残酷伦理则饱受人文主义者质疑:牺牲个体的文明是否还有资格称为“文明”?和原著相比,电影已然在最大程度上完成了刘慈欣残酷世界观与人文精神的妥协:我们看到丰富饱满的人性,爱,希望和奇迹。然而,当一个好莱坞传奇如愿展现在眼前,黑暗的星空法则与康德的坚守真的握手言和了吗?又或者,这种妥协终将是人类和MOSS都无法接受的——在妥协之中,星空和康德遭遇了双重失位。

  唯有黑暗揭示我们的本真所在。善良不因寻求利益彰显,它在最后时刻,在深渊底部,希望枯萎,无人见证,不论报偿。仁义所铸,只在孤绝之境。──《神秘博士》(DoctorWho)第十季第六集[1]

  今年春节档,带着地球去流浪的科幻神话横空出世,《流浪地球》以刘慈欣的浪漫设想为基石,以精良考究的制作,完整而富于国际主义精神的故事,回应中国科幻迷的期待。诚然,如果用科幻电影所能达到的艺术与哲学高度来衡量,《流浪地球》只是一部叙事相对完整、特效到位、没把观众当傻瓜的商业片,但以这部电影为标杆,人们能够开始想象“中国科幻”的样子。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商业上,戴锦华说这部片子开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2],诚不我欺。

  电影摘取了刘慈欣原著的一片叶子,生发出整个故事:太阳迅速衰老,将发生氦闪,人类联合政府选择在地球上建造无数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逃离太阳系,前往新的家园。在这个设定中,人们读到了传统文化与安土重迁,看到了属于春节档的故乡奥德赛。有好些我喜欢的评论家说,电影改形存神,秉承着大刘原著的精神。是了,就算将“中国科幻电影崛起”的话语搁置,《流浪地球》也颇值得“吹爆”,但众声喧哗中,只有这一点留待商榷:在我看来,就“精神内涵”而言,电影与小说不仅毫不相干,甚至是背道而驰。当然,这里不是硬要求科幻电影在春节档还原残酷的刘慈欣式世界观,而是这种悖反需要被言明,《流浪地球》在技术和商业上达成了一部好莱坞片,甚至于太过好莱坞了──大刘哪里有美国人的天真可爱。

  谈及电影与小说的差异,最直观的一点就是:电影中的人类太“好”了。看完《流浪地球》走出影院,我边感慨电影质量上乘,边挠着头搜索刘慈欣对这部电影的看法。如果说科幻小说家擅长跳出地球,以宇宙视野观看人类,那么在我看来,刘慈欣更像个“宇宙大魔头”,用看透一切的眼光打量着,充满鄙夷不屑地哼唧出“你们人类”的字眼,身上仅残存一点点尚未泯灭的对地球的爱而已。一旦还原到“人”,原著小说与电影着力表达的,是刚好相反的两股力量。

  刘慈欣用整篇小说,营造了人类文明在危机之下,全新而陌生的伦理世界。小说从“我”的童年开篇,“太阳”不代表光明温暖,而是毁灭的象征。而人与人的关系呢?当生存欲求吸引了人们所有的注意力,“爱”不过是生活的调味品罢了。原著中,当“我”的父亲坦言出轨,将要离开家与第三者生活,夫妻两人对话道:

  爸爸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呵,忘了告诉你们,我爱上了黎星,我要离开你们和她在一起。”

  人们不再关心爱情,觉得“前太阳时代”的爱情电影不可理喻。如同小说中的母亲,她更关心地球飞行的轨道,地日距离,当丈夫真的在几个月后回归时,一年一次一码提前公开。她甚至没有意识到他离开过,更是彻底忘记了第三者的名字。“生存”吸引了人类所有的注意力,而“爱”是余光的一瞥,是“赌徒在盯着轮盘的间隙抓住几秒钟喝口水”。这种极致的专注与无视,就像沉迷游戏的小孩,听不到大人喊吃饭的声音。满汉全席或是方便面,只要自己暂时没饿死,都不重要。

  爱情不过是生活的调味品,“亲情”的勾连则在小说中依然存在。地球变轨引发地热溢出,岩浆灾害在地下城肆虐,然而用于逃生的升降电梯运载量很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挽救所有居民,那么母亲和儿子,谁有优先的生存权?联合政府的《危急法》展现了一种冷漠残酷的生物性的伦理价值,在升降梯口,人们由小到大,“按年龄排起长队”。最终,像主角的母亲这样排在队伍尾端的人,没能逃出生天。对主角来说,失去亲人令他心如刀割,但“生活还在继续”。这里,年龄和健康状况是筛选救援优先级时不容置疑的标准,是全人类的共识:在极端条件下,死去的人类不是“牺牲”,而更像被“淘汰”。末日到来,奇爱博士曾为元首提供的最终方案偏偏是最实用的。这里,生物性远高于人性,生存的欲求压倒一切。

  而在电影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人性最美好的样子。危难当前,人类几乎实践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青壮年救援队员拼死保全老人;无数双陌生的手协力把婴儿推向安全的港湾;少年人尚有资格叛逆,而失去亲人朋友的苦痛可以在人心中蔓延。最鲜明的对比要数电影中刘启母亲之死:刘启之母身染重病,而进入地下城名额有限,刘培强选择放弃妻子,让岳父带着儿子去地下城居住。若将此情节放在原著的世界观下,为文明繁衍,物种择优存续,原创36码特围网址出来。放弃“重病者”显得无可置喙。而在电影中,正是这一抉择,导致了父子间一生的鸿沟──刘启拒绝原谅父亲,而刘培强内心深处同样无法原谅自己。放弃“重病者”的伦理问题,无论多么理智、实用、无可奈何,在电影中都失去了原作冷酷伦理背景下的“正当性”。

  而人与人的关系推演开去,则是人类政治。电影中的人类政治是危机面前的勠力同心,是国际主义、人道主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于木星内部活动异常,引力增强,地球行星发动机半数停工,眼见木星就要吞噬地球,此时,人类展开了一场逆天改命的生死救援。在这个过程中,电影展现了为人称道的国际主义精神,观众看不到大国间的利益争夺,看不到种族、语言的隔阂,存亡关头,人类相互扶持,勠力同心。他们中,也有人自私任性,但生死面前,多数仍然选择为人类的共同福祉奋斗。于是,重压之下,救援队千里驰援,希望渺茫,也甘心放手一搏。全人类是命运紧紧相连的共同体,共同面对那带着红色斑纹、如巨魔般降临天际的木星。

  与这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应的,是《流浪地球》原著小说中关于人类政治的描写:得知太阳将爆炸后,人类分为了两派,飞船派和地球派。飞船派拒绝和地球上的傻瓜一起等死,暴力反抗,而地球派则把飞船派成员视作乱党,投进监狱。小说中,一个飞船派成员的儿子、和“我”同班的小孩,张口就是带着“文革”气息的口号,“把地球派扔到海里去!”他说。[4]小说中的社会政治,就像人类历史一再发生的那样,无论正确与错误,总有派别争斗,总有愚蠢虚伪,相似的打压与暴戾轮回上演,而极端的环境让人类之恶曝于天地。

  这种愚蠢和恶行的极致,是《流浪地球》原著里令人思之胆寒的结尾。地球开始邈远的征途,年复一年,一个传言开始在全球广为传播。它耸人听闻,却似乎证据确凿:太阳将发生氦闪是个谎言,所有人都是这个骗局的牺牲者。不久,暴动四起,联合政府被攻占,执政官、工程师、物理学家、政府工作人员被看作“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叛徒”。最后,联合政府告诉所有人,就算看不到真相轮回、冤屈昭雪的一天,也不愿背弃自己的信仰──为了保护行星发动机,他们中的最后五千人放弃抵抗。这些人被判处死刑,押解到冰原之上。一路上,人们朝他们吐唾沫,孩子朝他们扔石块,而第一人称叙述的“我”,则认为死刑真是便宜他们了。最终,这五千人被残忍地脱去防护服,在血液凝固的痛苦中死亡,身躯在零下百度的严寒中被冻成雕塑。而此时,太阳氦闪爆发了。

  人类是乌合之众,是杀人犯,他们张大嘴巴目睹氦闪的发生。可刘慈欣笔锋一转,“幸运的是,还有人活着”。没有人道歉或忏悔,因为这些都不重要,活下来的人才是唯一重要的。在这里,为人类存续鞠躬尽瘁乃至蹈死不顾的仁人勇者,只落得千夫所指。人类的恶行印证着《三体》中ETO组织的名言:“消灭人类,世界属于三体。”这就是刘慈欣笔下的人类,他们不过是宇宙中又一个努力生存的生物族群,野蛮而渺小,文明的荣光难以照亮人类种族的幽暗,生存高于一切。

  对比小说与电影,“希望”一词有着同样举足轻重的地位。电影里,韩朵朵关于希望的演讲推动了一个小高潮,她说“希望是我们这个时代像钻石一样宝贵的东西”;而“希望”同样是原著小说的诗眼所在,主角的父亲说:“希望是这个时代的黄金和宝石,不管活多长,我们都要拥有它。”[5]然而,尽管相似的比喻被沿用,电影与小说所展现的“希望”并不相同──因为所谓“希望”背后,作为底色的绝望不可同日而语。

  电影《流浪地球》中的绝望是关于死亡的。桑塔格说“科幻电影不是关于科学的,而是关于灾难的,此乃艺术最古老的主题之一”[6]。像许多优秀的科幻片一样,《流浪地球》满足了观众对奇观与毁灭的期待。电影呈现了一幅末日图景:地球流浪的路途上再无阳光眷顾,世界被漫天冰雪覆盖,木星诡谲的图案延伸于天际。刘启一行人随着救援队赶赴杭州,正如电影主创所说,更像是“公路片”,一路上,曾经富饶的长三角平原变为冰原和裂谷,他们行过上海,只见摩天大厦,东方明珠,都被冰棱封印在永夜。人类灾难深重,而电影所展现的绝望,大多根植于这末世恐惧,在失去亲友、失去生还的希望的时刻迸发。当人们得知,就算修好所有行星发动机,地球依然会与木星相撞时,这种绝望便随覆灭的恐惧铺天盖地般袭来。地下城里陷入混乱,救援队长举起机枪朝天空扫射木星。这一刻,人类为之绝望的是末日,是我们自身和所爱的一切的终结,是人类即将倾覆的未来,是死亡──而这种压迫式的绝望情绪,可以在一个初中女孩的号召下,被“生”的希望化解。

  而电影中有一处场景,透露着与死亡恐惧不尽相同的绝望:救援队运送最后一块火石前往杭州,那里的地下城难民们正命悬一线,等待着火石的救援。所以,哪怕一路艰险重重,哪怕失去了运输车要在冰雪中拖着大石头徒步前行,哪怕忍受接连失去伙伴的苦痛,整个救援队仍在风雪中毅然前行。然而,消息传来,杭州地下城塌陷,无人生还。此刻,最后一根弦绷断了,队长发疯般命令队员继续完成运送火石去杭州的任务,而再次痛失伙伴的队员愤怒地用机枪扫射火石,最后队长怔怔地站在雪地中,宣布救援队就地解散。“我老婆孩子白死了。”他恍恍惚惚地说。我们不知道队长家人的故事,但能理解这一刻的虚妄,走也罢,停也罢,一切再无意义。

  比死亡恐惧更令人绝望的,是“白死”,平白无故地发生,雪泥鸿爪地结束。这种情绪在原著小说里时刻裹挟着人类,销骨蚀心,有如后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荒诞感无影无形,萦绕心头。小说中,主角和妻子乘坐返回亚洲的飞机,窗外是冰冷的永夜,而旅行没有尽头。他想到两千五百年后,百代之下的重孙才能重见光明,而自己不过是漫长阶梯的最底端。此时,飞机上一个瘦弱的男人同样望着远处永恒的死寂,用枪顶住自己的太阳穴。幸福的微芒只照耀着千年之后的人类,这些子子孙孙与你我不再相关。举枪者空洞的目光所及之处,不是对死亡本身的恐惧,而是死与活都不再重要,一切意义被百代光阴消磨殆尽。这种绝望无从追究,无法摆脱,是抽刀断水,是化骨绵掌。当电影中的队长拿机枪扫射木星时,哪怕触不可及,靶子还在那里;当每个普通人将目光投向两千五百年的黑夜,只是攥紧拳头挥向虚空时,那里什么也没有。从小说到电影,如果将举枪自尽的男人与举枪扫射木星的队长并置讨论,这一改编几乎图解了鲁迅那句拗口的断言:“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于是,在两种“绝望”的底色之下,电影与小说中的“希望”亦不相同。当原著中的父亲说出“希望是这个时代的黄金和宝石”时,他打了一个古老的比喻,只为证明“希望”即是价值本身。“我们必须抱有希望,并不是因为希望真的存在,而是因为我们要做高贵的人。”流浪地球的终点站于群星间闪耀,那确实是希望,但与两千五百年的光阴对比,人类有如朝生暮死的虫豸。“王师北定中原日”尚有冢可奠,而对于《流浪地球》中的每个普通个体,那颗星星却只是身死千年之后,一粒尘埃的邈远梦想,没法带领你跳出虚妄。这里,希望不是前兆、天启与领路者,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不作为围绕它而产生的效应存在──而是作为价值本身。不管生命长短,有无意义,去向何方,“只要拥有它就足够了”。

  电影中所展现的“希望”,则是与死亡恐惧相对应的存在。丧失希望的人类陷入绝境,四散而去,而重拾希望的人类则掉转车头,放手一搏。“希望”指引着人类,触发着行动,甚至创造着奇迹。也许是巧合,原著与电影中对“希望”的比喻恰好折射出这两者的分野。韩朵朵把“希望”比喻成“钻石”,金刚石是大自然中最坚硬的物质,它的属性远不止于装饰:与“黄金和宝石”被人类赋予的价值相比,钻石具有物理性质的“用途”。如同在电影中,“希望”是拿来用的,是能带来实际变化,甚至为人类逆天改命的,浩劫之中,人类攀上峰顶,摘取希望火种。“希望”并非价值本身,而它带来的东西,普惠世人。

  沿着“人性”与“希望”两条线探索,两者最终交会,原著与电影在世界观上的差异方始显现。原著中所展现的人的冷漠、愚蠢、恶意,常常关联着“生存”的残酷。在生存重压下,人类的伦理体系、道德追求已不再是我们认识的样子。正如刘慈欣在访谈中所说,在流浪地球的设定中,人类由一个相对舒适的社会环境,转入一个工业革命前的、充满艰辛的环境,而他认为,没有绝对正确的社会体制,“只有在某种环境之下最有效的”。[7]所以,《流浪地球》小说展现的人性与社会制度,不是来自人文传统,没有启蒙主义和天赋人权,只有生物层面上唯一的目标:让人类文明在险恶的宇宙中生存,并延续下去。

  传言,2007年,刘慈欣曾经在成都的白夜酒吧与上海交大的江晓原教授有过一场关于“吃人”的辩论──大刘指着现场的美女主持人说:“假如人类世界只剩你我她了,我们三个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咱俩必须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吃吗?”江晓原选择不吃。刘慈欣追问,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整个文明寄托在你身上,将随着你不负责任的举动湮灭;宇宙冷酷,其中没有人道也没有不人道,只有“现在选择不人性,而在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而江晓原说:“我们吃了她就已经自绝于莎士比亚(文明)还有什么拯救的必要?”在访谈的结尾,刘慈欣直言,自己选择理性冷酷的生存,套用康德的名言,他只选择星空,而非心中的道德。[8]这场对谈中,大刘的言说让人想到电影中莫斯最后的话:“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智,的确是一种奢求。”而刘慈欣的原著,正是他的这一抉择的体现:人类和人类社会,选择了生存,哪怕人性逐渐流失。

  电影最后,刘培强驾驶空间站撞向木星,就算成功率是百分之零,也要为人类赌一把,很多人说这一幕暗暗致敬了刘慈欣小说《全频道阻塞干扰》中庄宇最后撞击太阳的场景。然而,当刘培强放弃空间站满载的基因和文化密码,决绝地撞向木星时,电影院中的我首先联想到的却是《三体》里的章北海。电影《流浪地球》的改编非常聪明地回避了一个残酷的伦理问题:如果空间站与休眠仓不能分离,如果刘培强的赌注不只是自己的性命、基因编码,还包括其他的生命呢?莎士比亚和康德,人类文明延续的可能性,在这里都被放上赌桌。这最后一船人满载着文明的希望,是放弃地球,还是为那百分之零殊死一战?当《全频道阻塞干扰》里的庄宇撞击太阳时,他以天体物理学天才的头脑早早精准计算了落点与速度;而当刘培强冲向木星时,他手上的筹码是百分之零的概率,和一个对奇迹的期待。

  跟庄宇相比,刘培强与章北海的处境更为接近。《三体》中,面对三体人的入侵,科技已然高度发达的人类建造了千艘太空战舰,自以为足以抵挡外星侵略,人类信心满满地迎接三体文明的使者“水滴”,舰队中“自然选择号”的舰长章北海却突然选择叛逃。他以自己的理智分析,认为人类舰队在三体文明面前势必不堪一击。章北海面临着相似的“百分之零”[9],同样手握着延续人类文明的可能──他坐在与刘培强相似的赌桌上。但是章北海早早算出了自己微乎其微的胜率,他装作淡定地在桌前坐了两分钟,然后抱着本金就跑。他拒绝赌博,而选择保留人类文明的火种,哪怕背负全世界的骂名。那一句“自然选择号,前进四!”让他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逃兵。有趣的是,在电影中,当刘培强最后冲向木星时,留下了一句颇有致敬意味的“前进三”,而同样决绝的声音背后,是两人全然相反的选择。正如刘慈欣在那场对谈中所说,他会尽全力选择理智,哪怕冷酷无情,哪怕代价惨重,物理规则是冰冷的,宇宙是黑暗森林,生存本身即是残酷的,而他选择生存。

  这样看来,对这个“宇宙大魔头”来说,人性、爱、亲情、信仰、希望、善良、正义这些自莎士比亚、自康德以来,就照耀着人类文明的价值,算什么呢?其实,刘慈欣的世界观不在于他选择了生存抑或道德,而是如何摆放两者。实际上,人类文明、人文主义的价值并非不重要──他甚至幻想在残酷的“吃人”后,莎士比亚的种子在冰冷的宇宙中重新萌发。它们非常重要,只是没有“效用”。星空与康德,是两条永不交会的线,它们不分高下,可以共存,却没有因果逻辑关系。

  在《流浪地球》原著中,正如那五千多名至死仍守护自己信念的联合政府成员,人性绝非一无是处,相反,它依然在混乱中闪耀,只是这些善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好结局而已。相似的,《三体》中的程心被不少读者称为“圣母”,在故事中,她的软弱、过分的善良、迂腐的正直,最终导致地球文明乃至整个太阳系覆灭。然而,平心而论,程心所做的选择,也正是她对文明的守护──她是人类文明孕育的“好人”。字里行间,刘慈欣同样认为,这样的善良与自尊、对世界的温柔是非常重要的,只是对拯救世界没有实际上的帮助。

  然而,当我在文章开头说《流浪地球》太过好莱坞时,实际上是在说,把程心放在这部电影的逻辑下,她也足以凭一己之力,挽救苍生。科幻电影讲述“未来可能出现某种发展”[10],外星人、赛博人的构想,皆由时代与文化建构。冷战时期的好莱坞科幻曾反映出一种普遍焦虑:人类被“洗脑”成为冰冷而理智的他者。[11]在集体意识中,人类失去爱、欲望、野心、信仰,成为了“丧失灵魂”的机器,而所有这些看似“不理智”的无用之物,正是人之为人的唯一意义。所以,我们习惯于在好莱坞科幻大片中,看到某个个体,凭借个人的信念、追求、爱与被爱,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挽狂澜于既倒。为了强调这些看似“弱点”的东西,人的灵魂、人文主义价值对人类的重大意义,在太多相似的叙事中,人文追求同“外部事实”汇聚,科幻和神迹交叠,灵魂与物理共鸣。宇宙的琴弦拨动,我不知道两条平行线是否终有一日能够达成和解,但对大刘来说,大概星空与抽象价值两者,只是互不侵扰而已:善人不一定为善事,为善事者不一定得善果。宇宙的残酷和康德的信仰,只是在各自不同的维度无限延长。

  在《流浪地球》电影中,正如同在我们习惯的好莱坞梦中,这两条线交会了。在这样一部从特效到审美都颇为硬核的电影中,最后时刻,抽象价值胜利了。有人说这部电影是人类大团结的集体主义,也有人说它是父子间亲情跨越宇宙的个人主义可无论如何,这些都是人类的价值。如果刘慈欣强调了千万遍的是“这些价值很重要,却什么都做不到”,那么电影则说了刚好相反的话,有如冷战时的好莱坞影片那样:这些价值很重要,它们最终拯救了我们。当人类足够好,当我们足够努力,当我们抓紧闪光的希望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两条线相交,观众欣然登上造梦之旅。

  在这个造梦之旅中,被弯曲变形的不只是引起部分理科生强迫症的物理学硬伤(例如撞击所产生的能量能否推动地球,发生“奇迹”),还有被刘慈欣放弃的另一根线。“善良不因寻求利益彰显,它在最后时刻,在深渊底部,希望枯萎,无人见证,不论报偿。”这是英国老牌科幻剧《神秘博士》里第十二任博士说过的话。在这部颇具后现代意识的科幻剧中,讨论善良、美德、人类伦理时,这句话几乎带着怀旧的陈腐气息。但是细想来,《流浪地球》的原著不正是这样吗?那个举着枪的人望着行星发动机淡淡的蓝光,眼泪流了下来,主角说“我知道他能活下去了”,生存很难,人类也没有那么好,希望无法带来“奇迹”,但希望还是希望。程心很好,但好没用──但好,还是好。两条永不相交的直线下,天地不仁,人类的道德没法安排宇宙星空的秩序,但星空的残忍规则也只能毁灭道德的肉身。如果说人类的价值追求在宇宙的残酷法则之下没有任何实际功用,那么反过来,在人文标尺下,“实际功用”也并不更高贵。不相交的线同时给予两种价值标准作为本体的尊重,剩下的只有选择而已。章北海和刘慈欣选择了生存和理性,而程心与江晓原选择了文明本身,求仁得仁,求义得义。

  在电影结尾,刘培强面对莫斯的不合作,拿出一瓶伏特加砸向始终保持理智的AI,而浑身着火的莫斯一面怨怼地“吐槽”“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智,的确是一种奢求”,一面尽心尽力地给休眠仓加燃料(我称这一幕为“火烧刘慈欣”)。而有趣的是,小说中同样有伏特加登场。因为生存环境恶劣,法律规定每三对新婚配偶中只有一对有生育权,抽签决定,而主角夫妇恰巧抽中了。正当“我”为孩子的未来忧愁时,那个民政局的官员突然兴高采烈地掏出了一瓶伏特加。他说每当看到有一对新婚夫妇选中时都会非常开心。于是,在最后的落日余晖里,三人举杯庆祝。此情此景下,伏特加不是用来痛击AI、拯救世界的武器,而是用来开心的。

  原著里,人类依然来到地面庆祝春天,而电影中,没有了三百六十五天绕着太阳旋转,春节却不曾被遗忘。或许,如果人类引以为傲的抽象价值真的能拯救地球,如果一瓶伏特加可以给我们以最后的救赎,应该就是这样吧。它是非理性的,无用的──是在星空的压迫下,在虚妄的人生和漫长的年光里,还有人胆敢喝口小酒,透一口气。

  [2]参见表姐《带着地球去流浪,才够浪漫!》,微信公众号“表姐电影”,2019年2月10日。

  [4]跳出来说一句,豆瓣上关于电影《流浪地球》的讨论,五星与一星的阵营划分,谁也说服不了谁,有点儿像现实世界上演的地球派vs.飞船派。

  [6]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248页。

  [7]引自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刘慈欣的思想实验室,吴京对话刘慈欣:〈流浪地球〉的后续是什么?》,2019年2月13日,网页链接:。

  [8]参见《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刘慈欣VS.江晓原》(王艳主持、记录),《新发现》2007年第11期。

  [9]他在“水滴”到来前叛逃,尚未亲眼见证“水滴”的力量,那么也许他面临的概率还比“百分之零”大一些也未可知。

  [10]凯斯·M.约翰斯顿(Keith M. Johnston):《科幻电影导论》,夏彤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第5页。

  陈思霖: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2010级本科毕业,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儿童文学硕士,爱丁堡大学博士生。